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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２０世纪的历史语言学]]	+	19世纪下半叶，经过新语法学派的努力，历史语言学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与上一个世纪相比，20世纪的历史语言学不再有居于语言研究核心地位的荣耀。但是，它却肩负了把印欧语模式遍及世界数千种语言的重任。在20世纪里，基本定型的印欧语系及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取向如何呢？世界其他语系的研究方向又是什么呢？
-	２０世纪的历史语言学	+
-	0.引言	+
-	19世纪下半叶，经过新语法学派的努力，历史语言学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与上一个世纪相比，20世纪的历史语言学不再有居于语言研究核心地位的荣耀。但是，它却肩负了把印欧语模式遍及世界数千种语言的重任。在20世纪里，基本定型的印欧语系及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取向如何呢？世界其他语系的研究方向又是什么呢 ？100年过去了， 我们似乎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回顾这一段历史了。	+
-	1.古文献材料对印欧语格局的影响	+
-	众所周知，印欧语系的概念是在古老的梵语启示下诞生的。20世纪初，古老的语言又一次影响了印欧语系的格局。	+
-	1887年，人们在埃及发现了一窖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泥板文献，记载了埃及王与中东君主之间的通信。其中两封信是用一种不知名的语言写成的。1902年，挪威学者克努特松（	+
-	附图{图}	+
-	Knudtzon）发表了这两封信及其译文和评注。他认为这两封信是用印欧语写的，可能是圣经中提到的赫梯人的语言。信是写给小亚细亚东南某地阿尔查瓦（Arzawa）国王的。这种看法当时受到怀疑，认为证据不充分。1893年，一位法国探险家在今土耳其中部发现14块泥板。1898年，泥板上的内容在巴黎发表。英国学者塞斯（A.H.Sayce）指出， 这些泥板语言与阿尔查瓦信上的语言一样。塞斯的观察促使一位德国亚述学家温克勒（Hugo Winckler）博士前往该地考察。1905年至1907 年，温克勒和其他学者在安卡拉以东150 公里处的土耳其村庄波加兹科伊陆续发掘出了约25 000块泥板，后来证明这儿是古赫梯王国的首都哈图萨斯（Hattusas），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50—前1200年。“公元前几千年，在小亚细亚曾居住过一个非印欧民族——原始哈茨人。后来，印欧人开始大量涌至此处，他们的语言构成了一个阿那托利亚 （Anatolian ）集团。公元前2000年初，一个人数众多的赫梯人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征服了原始哈茨人。大约在公元前1640年左右，赫梯国成立，它的强大足以与埃及、巴比伦、亚述等相匹敌”（注：〔俄〕H. A. 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219页。）。后来，赫梯国的势力一度扩展到叙利亚，但被埃及法老军团遏止住。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赫梯王国崩溃，赫梯人融合于当地的民族之中。	+
-	赫梯文的认读进展很快。1915年， 捷克学者赫罗兹尼（Friedrich	+
-	附图{图}）提出赫梯语与印欧语同源；两年后他发表了赫梯语语法。 （注：Winfred Lehmann, Theoretical Bases of Indo — EuropeanLinguistics, Routledge, 1993, p.72. ）尽管赫梯语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印欧语，缺少复杂的屈折形式，而且，它的词汇中包含大量非印欧词语，但20年代起，随着更多同类古文字文献的发现，赫梯语的印欧语性质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人们建立了一个赫梯人使用的阿那托利亚语集团，包括一些比赫梯语或早或晚的其他语言。如帕莱语（Palaic）比赫梯语更古老。还有一个称为鲁维（Luwian）的语群，包括3 种相近的语言。一种是波加兹科伊出土的200多片楔形鲁维语泥板， 这种语言在赫梯地区南部使用。另一种象形文字鲁维语（以前称为象形赫梯语）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1500年一直使用，特别是1200 年后在土耳其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的城邦使用，它的文献一般是刻在石头和贝壳上。属于阿那托利亚语集团的还有利奇亚语（Lycian）、吕底亚语（Lydian）、克利亚语（Crian）。	+
-	赫梯语的发现带来的问题是，它的面貌极朴实，它的动词代表着比梵语和希腊语更古老的系统，因此，它被认为比其他语言更早就已从母语分化出来。1926年，美国语言学家司徒德万特（Edgar Sturtevant）提出赫梯语的古老性质和它与印欧语其他支系的疏远性是由于赫梯语是印欧语的姊妹语，而不是后代语。 这就是印度—赫梯语假说。 （注：Robert S. P. Beekes, Comparative Indo— European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5.）	+
-	印度—赫梯语假说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人们一直关注原始印欧语时期的方言及方言分化的途径和时间问题。然而，迄今只有部分语言学家接受印度—赫梯语假说。如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说，“看看原始印欧语，一定也跟其他一些语言有亲属关系；不过那些语言不是灭亡了就是变得很厉害，看不出什么亲属关系了。其中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赫梯语。这种亲属关系虽然疏远，却使我们能够推想原始印欧语史前的某些情况，并假定原始印度—赫梯母语的某些特征”。（注：〔美〕布龙菲尔德：《语言》，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2页。）支持的人还有霍凯特（ Hockett ）， 格林伯格（Greenberg ）等学者。（注：Joseph H. Greenberg, Language in the Americas,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87.）	+
-	更多的语言学家对此则不以为然，坚持把赫梯语列在印欧语之内。表1是C.F.沃格林和F.M.沃格林（C.F.Voegelin & F.M.Voegelin）制定的印欧语系分类，（注：C. F. Voegelin & F. M. Voegelin,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New York,Elsevier, 1977.）代表了更多历史语言学家的观点。表2是霍凯特的印度—赫梯语分类。（注：〔美〕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页。）	+
-	无论是否赞成印度—赫梯语假说，赫梯语以及其他阿那托利亚语和吐火罗语（注：1900年在中国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Tocharian ）古文献被证明属于印欧语系，该语言约在8世纪后消失。 ）的发现对印欧语的深化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莱曼（Winfred P. Lehmann）在他的《印欧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一书中专辟一章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喉音理论、清送气塞音消失、元音交替的分类、形态、音系、句法、词汇、类型等，几乎是全方位的。充分说明新材料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	+
-	表1 C.F.沃格林和F.M.沃格林（1977）	+
-	印欧语	+
-	Ⅰ.阿那托利亚语 Ⅴ.阿尔巴尼亚语	+
-	Ⅱ.亚美尼亚语 Ⅵ.希腊语	+
-	Ⅲ.吐火罗语 Ⅶ.意大利克语	+
-	Ⅳ.印度—伊朗语 Ⅷ.凯尔特语	+
-	A.印度语 Ⅸ.日耳曼语	+
-	B.努里斯坦语 Ⅸ.波罗的语	+
-	C.伊朗语 Ⅹ.斯拉夫语	+
-		+
-	表2 霍凯特（1958）	+
-	印度—赫梯语	+
-	Ⅰ.阿那托利亚语 C.古希腊语	+
-	Ⅱ.亚美尼亚语 D.阿尔巴尼亚语	+
-	Ⅲ.印欧语 E.意大利克语	+
-	A.印度—伊朗语 F.波罗的—斯拉夫语	+
-	1.印度—雅利安语 1.波罗的语	+
-	2.伊朗语 2.斯拉夫语	+
-	B.吐火罗语 G.日耳曼语	+
-		+
-	2.世界语言系属的全面探索	+
-	2.1 世界语言的系属分类	+
-	由于诸多的原因，人们往往从谱系分类的角度来研究不同的语言，追溯语言间的历史联系。究其根本，这与早期学者信奉《圣经》的语言单源说有关，更与达尔文物种进化论影响有关。当然，当代的语言学家开展语言谱系研究主要是秉承了历史语言学的传统以及基于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兴趣。	+
-	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是将世界不同区域内相邻的语系或语族关联起来，构建具有疏远历史联系的语言集团。如萨丕尔（Edward Sapir）、谢非（Robert Shafer）、斯瓦迪希（Morris Swadesh ）提出那—德讷语与汉藏语的关系，米勒（Roy Miller ）、 斯塔罗思廷 （ SergeiStarostin ） 提出日语和阿尔泰语的关系， 蒲立本 （ Edwin G.Pulleyblank）提出汉语和印欧语的关系，摩地尼（Modini ）提出印欧语、亚非语和汉藏语的关系，斯塔罗思廷提出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赛语的关系，尼可拉伊夫（Nikolaev）提出那—德讷语、汉藏语及北高加索语的关系，本尼迪克特（Paul K.Benedict ）提出日语和南岛语的关系，施密特（Wilhelm Schmidt）提出南亚语和南岛语的关系， 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汉语和南岛语的关系，邢公畹、郑张尚芳提出汉藏、南岛、南亚的关系。（注：主要文献参见 Edward Sapir,The Similarity of Chinese and Indian Languages, Science 1925,62,1607; Robert Shafer, Athabascan and Sino- Tibet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952, 18;Morris Swadesh, Review of Shaf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American Linguistics 1952, 18; Roy Miller, Japanese and theother Altaic Language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1; Edwin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9—36; Paul K. Benedict, Japanese-Austro-Tai,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1990; Wilhelm Schmidt, Die Mon- khmer- Volker, ein Bindeglied Zwischen VolkernZentralasiens und Austronesiens, Arch. Anthro pology 1906,Braunschw. n. s. 5; Laurent Sagart, Chinese and Ausrtonesianare genetically related, Paper of 23rd ICSTLL 1990；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 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inWilliam S－Y. Wang, ed. 1995，参见第166页注5。）	+
-	表3 格林伯格的世界15大语系（phylum）（1987）	+
-	科依散语 (Khoisan)	+
-	尼日尔—科尔多凡语 (Niger-Kordofanian)	+
-	尼罗—撒哈拉语 (Nilo—Saharan)	+
-	亚非语 (Afro-Asiatic)	+
-	北高加索语 (N.Caucasian)	+
-	南高加索语 (S.Caucasian)	+
-	欧亚语 (Eurasiatic)	+
-	达罗毗荼语 (Dravidian)	+
-	汉藏语 (sino-Tibetan)	+
-	南亚语 (Austro-Asiatic)	+
-	澳泰语 (Austro-Tai)	+
-	印度—太平洋语 (Indo-pacific)	+
-	澳大利亚语 (Australian)	+
-	那—德讷语 (Na-Dene)	+
-	印第安语 (Amerind)	+
-		+
-	由于学者们的背景不同，视角不同，语言谱系分类中充满了论战和纷争。这里介绍美国学者格林伯格（表3 ）和鲁棱的世界语言谱系分类（表4）。（注：M. Rulen, A Guide to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1: Classific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58 —260.）	+
-	在高层和大规模语言谱系分类方面作出贡献的还有鲁棱（M. Rulen）。1994年，鲁棱根据新的研究进展，将世界语言分为12大语系。其中接受格林伯格的观点设立欧亚语系（见下节），同时，将中国北部、西部、俄罗斯东北部以及美国和加拿大西部等语言归入新建的德讷－高加索大语系。至于中国南方的壮侗语和苗瑶语则归入南方语系或南岛语系。	+
-	表4 鲁棱关于世界12大语系的分类（注：M. Rulen, On theOrigin of Languag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9.）	+
-	1.科依散语 (khoisan) 南部非洲、纳米比亚、	+
-	安哥拉南部、博茨瓦纳	+
-	等	+
-	2.尼日尔—科尔多凡语 (Niger-Kordofanian) 非洲中部、南部	+
-	a. 科尔多凡语 (Kordofanian)	+
-	b. 尼日尔—刚果语 (Niger-Congo)	+
-	3.尼罗—撒哈拉语 (Nilo-Saharan) 非洲中部	+
-	4.澳大利亚语 (Australian) 澳大利亚	+
-	5.印度—太平洋语 (Indo-Pacific) 新几内亚、所罗门等岛	+
-	屿	+
-	6.南方语 (Austric) 亚洲东南、大洋洲	+
-	a. 南亚语 (Austro-Asiatic) 印度东北、亚洲东南	+
-	b. 苗瑶语 (Miao-Yao) 中国南部、越南北部、	+
-	老挝北部、泰国北部等	+
-	c. 台语 (Daic) 中国南部、东南亚	+
-	d. 南岛语 (Austronesian) 大洋洲诸岛、越南南部、	+
-	马达加斯加	+
-	7.德讷—高加索语 (Dene-Caucasian)	+
-	a. 巴斯克语 (Basque)	+
-	b. 北高加索语 (North-Caucasian) 俄罗斯高加索地区	+
-	c. 布鲁夏斯基语 (Burushaski)	+
-	d. 纳哈里 (Nahali)	+
-	e. 汉藏语 (Sino-Tibetan) 中国北部西部、尼泊尔	+
-	、印度、缅甸、泰国、	+
-	老挝	+
-	f. 叶尼赛语 (Yeniseian)	+
-	g. 那—德讷语 (Na-Dene) 阿拉斯加、加拿大西部、	+
-	沃勒冈、加利福尼亚等	+
-	8.亚非语 (Afro-Asiatic) 非洲中部、近东	+
-	9.卡特维利语 (Kartvelian)	+
-	10.达罗毗荼语 (Dravidian) 印度、巴基斯坦	+
-	11.欧亚语 (Eurasiatic)	+
-	a. 印欧语 (Indo-European) 欧洲、西南亚洲	+
-	b. 乌拉尔—裕卡基语(Uralic-Yukaghir) 芬兰、爱沙尼亚、匈牙	+
-	利、俄罗斯	+
-	c. 阿尔泰语 (Altaic) 亚洲东北部	+
-	d. 朝鲜—日本—阿伊努语(Korean-Japanese-Ainu) 亚洲东北部	+
-	e. 吉利亚克语 (Gilyak)	+
-	f. 楚克奇—勘察加语 (Chukchi-Kamchatkan) 西伯利亚东北部	+
-	g. 爱斯基摩—阿留申语 (Eskimo-Aleut) 阿拉斯加、加拿大北部	+
-	、格林兰岛、俄国东北	+
-	部	+
-	12.印第安语 (Amerind) 美洲	+
-		+
-	格林伯格和鲁棱关于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仍然是粗框架的，至少当代许多对区域语言进行研究的历史语言学家并不同意他们的分类。（注：R. L. 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rnold of the HodderHeadline Group 1996, pp.376—391. ）我们将这些分类摆出来是因为世界语言谱系分类的系属数越来越少是有其深刻的学术思想根源的，这些根源（语言远缘关系和单一起源）与人类起源和人类文明发源的探索都有密切关系。	+
-	2.2 诺斯特拉语系和欧亚语系的形成	+
-	以上格林伯格和鲁棱提出的分类中，普遍引起反响的有欧亚语系，包括汉藏在内的德讷—高加索语系以及包括苗瑶、壮侗语在内的南方语系（格林伯格的澳泰／汉藏／南亚三个语系）。	+
-	欧亚语系的前身有一部分是诺斯特拉语系。它是1903年由丹麦语言学家裴德森（Holger Perdersen）提出的，包括印欧语、乌拉尔语、阿尔泰语、亚非语和卡特维利语。其名称诺斯特拉（Nostratic ）来源于拉丁语词nostras（我们的家乡人）。不过， 裴德森并没有就他的观点展开具体工作。直到60年代，两位俄罗斯学者V.M.Illich-Svitych 和A.Dolgopolsky 重提裴德森设想， 并开展了艰辛的论证工作。 如 V. M.Illich-Svitych添加了又一个成员达罗毗荼语，构拟了约700个诺斯特拉原始词形，完成了原始音系和部分语法范畴。不幸的是，1966年他突然因车祸去世， 其成果由他的学生和同事整理发表出来。 A.Dolgopolsky和其他学者继续这项研究，现在，诺斯特拉语已经成为各超大语系中研究最详尽的语系了。90年代后诺斯特拉语系研究成果的英语译文渐渐增多，对V.M.Illich-Svitych著作的评论也出现了。有赞成的，也有批评的。应该提到的一项有趣批评是数理语言学家唐•林格（Don Ringe）提出的，他认为该语系6个语族假定的同源词在统计分布上与偶然分布难以区分，因此V.M.Illich-Svitych假定的同源词很可能只不过是偶然的相似，而印欧语系的同源词却能表明与偶然分布的差别（注：Donald A. Ringe, "Nostratic" and the Factor of Chance,Diachronica 1995, 12, pp.55—74.）。	+
-	现在，大多数语言学家对诺斯特拉假说持观望态度。因为这种假说涉及的时间深度大约在10 000年以上。在研究诺斯特拉假说过程中，还有一些意见是还要再加上其他一些语系（这似乎快接近人类单一语系了）。近年来，格林伯格吸收包括诺斯特拉假说在内的各种意见，提出一个欧亚语系概念。（注：Joseph H. Greenberg, Indo—European andits Closest Relatives: the Eurasiatic Language Family,Stanford, 1996.）并且用了64个同源语法形式和超过500个同源词来加以论证。表 5 是格林伯格的分类与诺斯特拉假说的比较。 （注： M. Rulen,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0.）	+
-	表5 格林伯格的欧亚语系	+
-	┌亚非语 (Afro-Asiatic)	+
-	│卡特维利语 (Kartvelian)	+
-	│依蓝—达罗毗荼语 (Elamo-Dravidian)	+
-	诺斯特拉语系│印欧语 (Indo-European) ┐	+
-	│乌拉尔-裕卡基语 (Uralic-Yukaghir) │	+
-	│阿尔泰语 (Altaic) │	+
-	└朝鲜语 (Korean) │欧亚语系	+
-	日语 (Japanese) │	+
-	阿伊努语 (Ainu) │	+
-	吉利亚克语 (Gilyak) │	+
-	爱斯基摩—阿留申语 (Eskimo-Aleut) ┘	+
-		+
-	2.3 汉藏语系和华澳大语系的论争	+
-	汉藏语系的确定20世纪以来也是一波三折。1937年，汉藏语大师李方桂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将汉藏语系分为汉台语和藏缅语两大类，汉台语又包括汉语、台语和苗瑶语三族。1973年李方桂在美国出版的《中国语言学报》又发表了该文的修订稿。 （注：Fangkuei Li,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Reprinted in Journal ofChinese Linguistics 1972, 1, pp.1—13.）修订稿坚持了原来汉藏语的分类，只是调整为四个语族并列，即汉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	+
-	李方桂对汉藏语分类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在中国，该分类早已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其基本论点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主流观点。然而，不同意见还是有的。闻宥在《台语和汉语》一文中通过比较基本词汇而认定台语和汉语没有同源关系。（注：闻宥：《台语和汉语》，《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1957年第6辑，第74—124页。）而1972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发表《汉藏语概论》，并提出澳泰假说的新分类，完全改变了李方桂的分类体系。（注：Paul K. Benedict,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本尼迪克特这个观点涉及传统汉藏语系概念之外的南岛语系和南亚语系。20世纪初，奥地利学者施密特把从喜马拉雅山到圣诞节岛，从马达加斯加到夏威夷的整个东亚、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并成一个大语言区域，把南亚语和南岛语合称南方语系。（注：〔英〕霍尔：《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页。）施密特这种大区域远程构拟思想深深影响了本尼迪克特的学术研究。	+
-	本尼迪克特最重要的论文《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一个新发现的东南亚语言联盟》1942年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刊出，（注：P. K. Benedict,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in Southeastern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4, p. 44. ）这篇文章是本氏“澳泰假说”的奠基石。本氏主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壮侗语和苗瑶语不属于汉藏语系。他认为无论汉语还是壮侗语，它们所共有的根词都不过是早期的借词，反之，壮侗语与印度尼西亚语却有着真正的同源词对应关系。至于原来界说汉藏语系的标准，如单音节性，声调和语序等，则都可以证明是语言接触影响造成的，或者更多的是类型关系而不是发生学关系。不是每位汉藏语言学家都同意本氏的分类观点，但本氏分类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下面列出本氏澳泰语和汉藏语以及南亚语系的分类。（注：汉藏语分类详情参见孙宏开、江荻《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1期。）	+
-	1. 汉藏语系：（1）藏—卡伦：A.原始卡伦语，B.藏缅语，（2 ）汉语族	+
-	2. 南亚语系：（1）门达语，（2）孟高棉语	+
-	3. 澳泰语系：（1）苗—瑶语，（2）澳—卡岱：A.卡岱，B. 澳（南岛）—日语	+
-	按照本尼迪克特等学者的观点，现在的汉藏语系在高层次上只剩下汉语和藏缅语族。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90年，法国学者沙加尔提出“汉语南岛语同源论”（注： Laurent Sagart, Chinese andAusrt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 Paper of 23rd ICSTLL,1990.），其中心论点是：南岛语和汉语之间有众多的同源词， 而且对应关系规整。	+
-	于是，汉语、藏缅语和南岛语分类交叉重叠，情况比本尼迪克特的分类复杂多了。而中国学者邢公畹和郑张尚芳等则更进一步，在坚持侗台和苗瑶语与汉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了沙氏的意见，遂提出建立包括汉藏语、南岛语、南亚语的超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郑张氏说，“汉藏语、南亚语、南岛语都有共同起源，应属于一个大的华澳语系。既然这样，侗台、苗瑶语跟汉语的关系又特别密切，就没有必要把它们划出汉藏语系，另建澳泰语系”（注：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in W. S-Y, Wang, ed.1995，参见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 1996年第3期。）。	+
-	对于沙加尔和邢公畹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反对意见。如游汝杰质疑说，“华澳语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各种语言联系在一起，似乎可以调和各家的矛盾，但是当深入到下位分类问题时，矛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仍然要解决各种语言的亲疏关系和低一层次的系属关系问题。例如华澳语系包括汉藏语族、南岛语族和南亚语族，那么人们仍然要问传统的壮侗语族和南岛语族的系属关系如何 ？ ”（注：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1996年第3期。）另外， 美国学者马提索夫（J. A. Matisoff）从语音系统和同源词方面，蒲立本从形态方面，台湾学者李壬癸从历史比较法方面，南岛语专家布鲁斯特（ RobertBlust）从南岛语角度以及考古、历史、体质人类学等方面， 俄罗斯学者斯达罗斯廷从泛语系方面，都对沙加尔的分类提出了批评。（注：以上观点均见W. S-Y, Wang, Edited,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5.）	+
-	除了以上观点，那—德讷语与汉藏语的关系，汉藏语和印欧语的关系，印欧语、亚非语和汉藏语的关系，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赛语的关系等尚未成为主流意见，我们不再讨论。	+
-	3.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
-	20世纪历史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创新方面不乏闪光点，例如声调起源和发展假说。这项研究主要集中在声调现象最复杂的汉藏语言和东南亚区域语言，以及欧洲的瑞典语和挪威语。自美国学者马提索夫提出“声调发生学”（注：James A. Matisoff, Tonogenesis in SoutheastAsia, In Consonant Types & Tone, ed. by Larry M. Hyman,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73, pp. 71—95.）以后， 这方面的探索持续深入，从声母清浊、送气与否到元音松紧、长短、韵尾有无和类型等方面论述与声调的关系。最近还有透过音段层面而进入更深层次的探讨，即认为人类嗓音发声特征的变迁是声调起源的根本原因和内在因素。（注：江荻：《论声调的起源和声调的发生机制》，《民族语文》1998年第5期。）	+
-	还有混合语的研究，（注：道布教授审阅初稿后特别提出混合语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历史语言学中的影响。此处遵嘱加写。）也别具一格。它给历史语言学带来的是观念上的冲击。本世纪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认为新语言的产生基本都是语言的地域方言分化逐渐形成。但事实上却存在一种通过洋泾浜语（Pidgin ）而实现的新语言， 称作混合语（Creole，又译克里奥语）。混合语研究的先驱美国学者哈尔 （RobertA. Hall）等人对世界各地混合语进行了全面了解，（注： Robert A.Hall,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66.）如夏威夷、新几内亚、苏里南的混合语等。 学者们对混合语的形成过程、类型、结构和词汇特征以及社会功能都进行了详尽研究。哈尔认为，混合语最重要的特点是能够成为母语或一种民族语，因此它不应该受到歧视（注：Robert A. Hall：《洋泾浜语言》，载王士元主编《语言与人类交际》，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混合语的研究成果或许会置传统历史语言学于窘迫境地，也或许会发人深省。近几世纪来发现的克里奥化现象难道在久远的历史上不曾发生吗？是否有些现代语言或许就是历史上混合语的后代语言呢？混合语一旦形成、完善，它与别的自然语言并没有多大区别，也同样会经历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日语就可能是古代混合语的子嗣语，来源于亚洲大陆西部和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南部的拓居者。（注：R. L.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rnold of the HodderHeadline Group 1996,p.319.）	+
-	再就是语言接触和语言联盟理论的研究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并在世界民族错杂交融地区得到普遍研究。中国学者陈保亚关于汉语和傣语形成汉傣语联盟的论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注：陈保亚：《论语言接触和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与此相关的还应该提到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注：〔日〕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其核心论点似乎比语言的地理分布造成语言接触、融合还更深远，因此，颇富启迪意义。另外，语言年代学也有一定影响，由美国学者斯瓦迪希提出来，他把时间因素加入词汇统计学，使两个相关语言历史分化的年代能够通过同源词百分比进行计算。（注：Robert B. Lees, The Basis of Glottochronology, Language, 1953, 29, pp.113—127.）	+
-	另外值得提到的是语言分类问题。19世纪时，人们已认识到各种不同的分类：谱系分类，地域分类和类型分类。但是，由于“谱系的、历史的分类法是当时的语言科学的最终目标”（注：R. H. Robins：《语言分类史》，《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1期，第36页。）， 因此其他分类都纳入了历史演化范畴，导致出现采用结构类型分类替代语言系属分类的问题。区分谱系分类和结构类型分类是20世纪后半叶语言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认识。	+
-	但是，以上这些创造性观点和学说，仍然只构成20世纪历史语言学的一个侧面，产生了一些局部影响。而在世界范围产生巨大影响并广泛应用的创新，主要有语言变异理论，词汇扩散理论，以及与世界语言系属分类密切联系的远程比较方法和语言远缘关系思想。	+
-	3.1 远程比较法	+
-	世界语言谱系的全面分类，一方面是探索人类历史文化的兴趣所使然，另一方面也与研究方法的变革密不可分。这方面最典范的人物要算美国当代语言学家格林伯格。格氏60年代以语言类型和共性研究而名声大噪。正是这项研究使他大量接触世界各类语言。50年代格氏研究澳大利亚语言，取得语言分类上的成果。60 年代他转向非洲语言， 将大约1 500种语言划分为4个语系，并逐步为学界所接受。再往后，他又着手处理新几内亚及周边地区的语言，并将远至3 000 公里外的安达曼岛（印度）语言添加进来，给这些非南岛语系的语言命名为印度—太平洋语系（Indo-Pacific）。70年代后，格氏的目光投向美洲语言。在此之前，几代美国学者已初步为美洲的语言确定了至少大约140 个不同的语系。经过多年研究后，格氏1987年出版了他的专著《美洲的语言》。（注：J. Greenberg, Language in the Americas,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87.）他将整个美洲土著语言全部归一，称为美洲印第安语（Amerind）。格氏这项研究不啻一枚重磅炸弹， 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论战，焦点是格氏的研究方法。美国语言学会会刊的《语言》编委会特约了一位对格氏观点没有偏见，而又精通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藏缅语言学家J. 马提索夫撰文来评论格氏的分类方法及美洲语言分类问题。 （注：James A. Matisoff, On Megalocomparison, Language 1990, Vol. 66, 106—120. 另参见江荻《汉藏语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
-	格林伯格的研究方法， 马提索夫称之为“宏观比较法” （megalocomparison），格氏自己称为“多边比较法” （ multilateralcomparison），中国学者采用“远程比较”（long-range comparison）的说法。无论怎么称说，支配这种方法的哲学观点都是世界语言的共同起源论。“单源论者之所以认为语言有共同的起源，是因为语言有相似之处”（注：Dwight Bolinger：《语言要略》，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显然，相似性是格氏工作的基石。 格氏调查非洲语言时，面对上千种没有历史文字文献的语言，他惟一的办法是对比基本词汇项和语法形式，一旦发现哪些语言相似和相近，就给它们分类或分语群。所谓亲疏关系，实际是结构和形式上的相似程度关系。这与历史比较法对语言系属的理解是不同的。	+
-	鲁棱是单源说的坚定支持者，他为了协调格氏的远程比较法与传统的历史比较方法，提出一种阐释。他认为，比较法由两个阶段构成，一是分类，二是标准的传统历史比较法，涉及语言内部问题，如语音对应和构拟。以前，这两个阶段并未区分，或者说第一阶段总是被忽略，因为印欧语系从一开端就基本解决了第一阶段的问题。 琼斯（WilliamJones）爵士1786年确定的印欧语系5个支系，使人们不再过问第一阶段的分类问题，包括现在的语言学教科书开篇伊始就是印欧语系。然而，面对尚未分类的成百上千种语言，必然先得设法划分语群，即分类。这实际是当年琼斯确定印欧语系时所做的工作。所以，传统方法是用来研究语系内部问题的，而远程比较法则是用来给语言初步分类并假定语系的。	+
-	20世纪以来，世界语言的调查材料不断增多，为语言谱系的全面建立奠定基础。但由于人们在哲学观念、理论方法上的差异，全球语系的建立还只是一个开端，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	3.2 语言变异理论	+
-	美国学者拉波夫（William Labov ）提出的语言变异理论（varible rules）虽然从属于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研究， 但从历史语言学角度看，却有重要的参照价值。拉波夫的研究通过揭示当今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语言变异，提出“在语言的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的观点，同时针对历史语言学方法还提出“用现在解释过去”的口号。拉波夫关于语言历史研究的内容集中在变化的机制、变化的限制、变化孕育产生的方式等有关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存在于历史语言学中的许多矛盾，例如新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方言地理学的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的争论。	+
-	拉波夫语言变异理论对历史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言语变项的数量研究能揭示语言历史变化的渐进过程。所以，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说，“变异理论认为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给变化中的词汇写成一种新的语音规律。以前，人们总是认为一条语言规律总是绝对的，要么变了，要么没有变，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现象。……词汇在变化的时候，有时候一开始只有百分之五，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也许就有百分之十五，以后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所以他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述语音规则：语言的演变不止是A在C条件下变成B，而是在概率为X的条件下A变成B，概率为Y的条件下A变成D，概率为Z的条件下A变成E。这样子，语言的发展就不是从一个范畴突然变成另一个范畴。为了保持交际的连续性，这种突然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变得太快，人们就无法互相理解了”（注：王士元：《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语言学论丛》第13期，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52—253页。）。	+
-	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有三种时间尺度，宏观语言史包括几千年、上万年的语言发展，中观语言史包括几百年到几千年有文字文献以来的历史，而微观语言史研究几代人之间的语言变异现象。特别是现代语言听得见，能感觉，而且易于发掘变化产生的原因，如社会地位、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等等。这就为历史语言学家提供了例外变化的非语言解释的依据。	+
-	语言变异理论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彻底否定了语言系统同质说的观念。认为语言系统包括众多复杂的异质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时刻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如使用民族共同语的人的语言系统中必然包括他的地方方言因素。语言的历史变化中往往会包含一些非语言的社会因素，它们一起产生共变关系来影响语言的发展。“我们必须学会这样来观察语言：无论共时还是历时， 语言都是有序异质的客体”（注：UrielWeinreich, William Labov, Maivin I. Herzog：《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4期。）。以权威方言为例， 通常情况下，权威方言也是一个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经常以它为基础形成各方言地区之间相互交际的共同标准方言。因此，虽然方言是历史演变的结果，但同时一定蕴含了非语言因素影响的变异。如新湘方言长沙话中，“滴、劈”等字原韵母读ia，约70—80年前开始出现ia和i文白两读，而现在基本是文读取代了白读。 这反映了长沙话音系向北方话靠拢的趋势。	+
-	3.3 词汇扩散理论	+
-	词汇扩散理论是华裔美籍语言学家王士元在《竞争的变化是造成剩余的原因》（注：William S-Y, Wang, Competing Change as a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1969, Vol. 45: 1, pp.9—25. ）中提出来的。其基本观点是：语音变化是突然的，而在词汇上的扩散则是渐变的。	+
-	1979年12月，拉波夫就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时所作的演讲专门介绍和评论了词汇扩散理论，演讲稿《解决新语法学派的论争》后来刊登在《语言》杂志上（注：William Labov, Resolving theNeogrammarian controversy, Language, 1981. Vol. 57: 2, pp. 267—308.），引起世界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使该理论从汉语史研究“扩散”到世界各语言的研究。	+
-	藏语sr-音类的扩散现象， 能够较好地反映词汇扩散理论基本的和重要的论点。现简略加以说明。古代藏语sr- 声母字在现代藏语拉萨话里有两种读音三类情况，如srog＞so[52]“生命”；sram＞	+
-	附图{图}	+
-	“马勒”。再如历代吐蕃王名讳中的srong （意思为“正直”），这个字的汉藏史籍对音材料也明显反映扩散过程。8 世纪的《通典》用“苏农”对sr-（“弃苏农赞”），10世纪的《旧唐书》（945年）用“苏笼”对sr-（“乞黎苏笼腊赞”）以及“宗弄”对sr-（“弃宗弄赞”），11世纪至14世纪的《新唐书》（1044年）、《通鉴》以及更晚些的《册府元龟》（1200年）则用“苏笼／宗／宋／厮”等音译字来对sr -（弃苏农，弃宗弄赞，器宋弄赞，器努悉弄，乞黎苏笼腊赞）。也就是sr-已演化出	+
-	附图{图}	+
-	声母（拉萨）的变化中断下来。（注：江荻：《藏语sr- 声类变化的扩散及中断》，《民族语文》1996年第1期。 ）中断的变化造成了后世sr-声母字出现两读的情形，或者说产生sr-音类历史音变的不规则形式。不过，这项中断变化产生的剩余现象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
-	词汇扩散理论之所以可以看做20世纪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上的一个突破是因为：新语法学派曾以“语音规律无例外”受到学术界的推崇，并且坚定地认为语音变化的实现方式是渐变的和连续的。而从逻辑上推论下去，则语音的任何一点变化都会造成一切有关词同时变化，即词汇上的变化是突然的。新语法学派的音变规律奠定了历史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但忽略了历史的过程分析。过程分析本就应该是语言历史研究的精髓。词汇扩散理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强化了过程研究，揭示过程的动态演化状态。词汇扩散理论三阶段（未变词阶段，变异词阶段，已变词阶段）公式是最典型的过程分析方法。	+
-	近十年来，词汇扩散理论已在世界数十种语言中运用，并且在深度上又有新的进展，如开展了双向扩散、扩散速率、地域分布扩散以及句法演变扩散等方面的研究。（注：有关论述参见William S- Y Wang &Chinfa Lian,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in Sound Change,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ed. byCharles Jones. Longman Publishing, 1993, pp.345 — 400; J.Hooper, Word Frequency in Lexical Diffusion and the Sourceof Morphophonological Change, Current Progress in HistoricalLinguistics, 1977, pp.95—105；江荻、孔江平： 《藏语合音现象的词汇扩散分析》，《民族语文》1990年第2期。 ）所以王士元教授认为词汇扩散“能对普通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把它的基础由目前对印欧系语言的偏向转到以整个人类的语言为中心的根基之上”（注：王士元： 《词汇扩散理论：回顾和前瞻》， 《中国语言学论丛》1996年第1期，第157页。）。	+
-	4.结语：新世纪的展望	+
-	在本篇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附带讨论一下在语言学之外而又与语言谱系分类的研究有密切联系的，也就是人种上的分类分布与语言谱系分类分布的平行现象。	+
-	1986年，人类学家特讷（Christy Turner ）和生物学家泽古拉（Stephen Zegura）与语言学家格林伯格共同发表了一项研究，论述了人类种群的语言学分类与基于牙齿证据的考古学分类以及基于传统遗传标记如血型的生物学分类三方面具有的普遍一致性。（注：J. Greenberg, Christy G. Turner Ⅱ, & Stephen L. Zegura, The Settlementof the Americas: A Comparison of Linguistic, Dental, andGenetic Evidence,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6, 27: 477 —497. ）1987年，伊克斯科菲尔（Laurent Excoffier ）及其同事在下撒哈拉非洲的人类遗传学研究中发现：“遗传差异明显平行对应着主要语系的群集……，一个相当清楚的区别可能在班图和西非之间。……关于东非，遗传学数据相当清晰地支持由语言学研究定义的主要民族群体”（注：Laurent Excoffier, Beatrice Pellegrini, Alicia Sanchez- Mazas,Christian Simon, and Andre Langaney: Genetics and History ofSub—Saharan Africa, 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987,30: 151—194.）。另外，皮亚扎（Alberto Piazza ）等学者对撒丁岛居民也作了人类基因的地理分布和语言特性（词汇项）以及姓氏的比较研究，结果证实在微小的区域层面，语言和基因也有相似的地理分布。甚至有人在欧洲也发现遗传分布和语言分布的一致性。（注：转引自 M. Rulen,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0.）	+
-	近年，在汉藏语或更大范围研究中，也有学者采用遗传学手段配合语言研究来探讨中华民族多元起源问题。如王士元教授等提取了广东博罗县畲族人的内颊化验样本作Y染色体基因分析， 以确定畲族人与苗人和瑶人之间的亲缘关系。（注：王士元：《以现代科技拯救濒危语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通讯》1998年第3期。 ）还有学者对中国各个少数民族活体测量的各项指标进行了类聚分析，从中看到中国人体质特征可分为北部类型、南部类型和藏彝走廊类型三大类。（注：莫鑫泉、徐文堪：《汉藏语言起源和分子生物学的一些假设》，《第30届汉藏语言国际会议论文提要集》1997。）实际上，这三种类型与中国历史上族群的分布是一致的，即中国南方为壮侗、苗瑶（三苗、九黎）先民居住，中国北方为汉民族主体及现代北方民族先民居住，而中国西部一直是藏缅语族先民居住。同时，从古至今的中国语言也基本呈此分布状态。	+
-	还有一项重要研究来自美国学者卡瓦里—斯佛尔扎（Luca Cavalli—Sforza）的研究。由他领导的研究组调查了世界范围内的RH遗传因子与种族之间的关系，证明了人类基因遗传学差异与语言学差异之间存在的相关性。（注：L.L. Cavalli—Sforza, et al., Reconstructionof Human Evolution: Bringing Together Genetic, Archeologicaland Linguistic Dat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1988, 85: 6002—6006. ）并认为藏族种群发生学上与东北亚群体相联系，但语言学上与汉藏语系相联系。而最近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陈竺院士等人的研究也认为基因上藏族和北方群体结合在一起。（注：1998年12月4日上海《文汇报》第10版，科技文摘专栏。）	+
-	总体来看，20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不断创新，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到来后，历史语言学仍将充满活力，追寻和探索人类自身的语言科学活动会长久地持续下去，而在这面大旗下，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地理学乃至计算机科学都会在同一目标下汇聚到一起。历史语言学的新世纪是美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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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修订版本

19世纪下半叶，经过新语法学派的努力，历史语言学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与上一个世纪相比，20世纪的历史语言学不再有居于语言研究核心地位的荣耀。但是，它却肩负了把印欧语模式遍及世界数千种语言的重任。在20世纪里，基本定型的印欧语系及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取向如何呢？世界其他语系的研究方向又是什么呢？